我国民间每年元宵节有张灯的习俗。人们在火树银花合、明珠彻夜悬之时，或许要问元宵节为何要张灯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历来有几种不同的回答：一说是沿汉武帝时祠太一自昏至昼的故事；一说是道家所兴。因为正月十五是"三官下降之日"，而三官各有所好，天官好乐，地官好人，水官好灯，所以元宵要纵乐张灯（见《七修类稿》）；一说是佛家发明。那么这几种说法，到底哪一种正确呢？
西汉时，正月十五日祠太一（天帝），见于《史记·乐书》，这是当时宫廷中的一项礼仪活动，它说明在汉代，人们已把正月十五日视为吉日。正月十五的明月给人们以美好的想象，人们在自然力的威力面前，需要祈祷神灵的佑护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但是，史书并未说祭祀太一需大明灯火，而且终西汉一代，亦无民间元宵张灯的记载，可见元宵张灯沿西汉故实之说并不可信。
元宵张灯非源于汉朝故实，早已被熟悉掌故者所认识，可发明权是道家抑或是佛家，却一直有所争论。因为汉代道教的重要流派五斗米道把天、地、人称为“三官”，把正月十五称为上元，七月十五称为中元，十月十五称为下元。道家把“三元”和“三官”分别以时日相配，后人更附会于“三官”所好，所以不少人就认为张灯是道教的产物。事实并非如此。道教从东汉时逐渐形成，其教义和仪式都无张灯之说；道家主张颐神养性，宣扬图谶符箓，服食修炼，无谓张灯；而且即使以“三元”配“三官”，下元才是水官解厄之日，也不应在上元由水官大放华灯。
灯光璀璨
元宵张灯应是佛家的专利。佛教教义中把火光比作佛之威神，所谓：“无量火焰，照耀无极。”（《无量寿经》）而灯火的照耀则有两种妙用：一是破人世之闇暗；二是现佛之光明，以摧芸芸众生之烦恼。因此在佛教仪式中，就把灯作为佛前的供具之一。佛家鼓动信徒们张灯，经典中反复宣传：“百千灯明忏悔罪”（《菩萨藏经》），“为世灯明最福田”（《无量寿经》），甚至宣扬“身座肉灯，归命供养”（《宗镜录》卷26），鼓励佞佛者剜肉燃灯，以供养佛。所以，历来朝山进香，以求佛佑者，总要供奉灯油，以示广种福田；而佛教盛会则需大明灯火，以光明法王。据佛教传说，佛祖释迦牟尼示现神变、降伏神魔是在西方十二月三十日，即东土正月十五日，为纪念佛祖神变，此日需举燃灯法会（见《僧史略》）。佛教东渐，正月十五燃灯之风随之而来，现今藏语把灯节称为“局阿曲巴”，其意即是正月十五供奉，这正是元宵张灯源于佛教的铁证。
中国始行元宵张灯，是在东汉。有趣的是，它是当时佛家与道家斗法的结果。东汉明帝时，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教，遇到了道家的责难，结果在宫廷中与道士角试法力，烧经像无损而发光，汉明帝惑于佛法，敕令正月十五佛祖神变之日燃灯，以表佛法大明（见《僧史略》引《汉法内传》）。佛家的神灯火种在中国大地上点燃后，就逐渐地燎原起来。佛僧积极劝导人们张灯，北齐时僧人那连提耶舍就曾译《施灯功德经》一卷，备说施灯之功德。南北朝时，元宵张灯已渐成风气。南朝梁武帝笃信佛教，除广建寺院外，还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奴，其宫中正月十五张灯亦是盛举。梁简文帝目睹元宵张灯之景，情发于中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列灯赋》：“南油俱满，西漆争燃。苏征安息，蜡出龙川。斜晖交映，倒影澄鲜。”描绘出一幅油灯与蜡烛争辉，火焰与香烟缭绕的宫廷元宵张灯图。
唐朝时，由于中外交通的发达，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密切，佛教大为兴盛。东来的佛教徒，大肆宣扬“神灯佛火”，唐高宗麟德二年（665）“（乌泾波）遣其弟祖纥多献玛瑙灯树两具，高三尺余”（《唐会要》卷99）；唐玄宗先天二年（713）“初有僧婆陁请夜开门燃灯百千炬，三日三夜”（《旧唐书·睿宗本纪》）。在佛教徒的推动和封建统治者的倡导下，佛家灯火，广布民间。从唐代起，元宵张灯即成为法定之事，并逐渐成为民间习俗。
佛家法会，除点灯笼外，还有灯轮（或称灯树）。灯轮即所谓“法王轮”，上挂数盏灯彩，是法会的主要供具。唐宋元宵张灯，佛会灯具的形式尚存。唐睿宗时，长安灯节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，衣以锦绣，饰以金玉，燃五万盏灯，簇之如花树”（《朝野佥载》）。唐代宰相张说《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蹋歌辞》赞西域灯树：“花萼楼前雨露新，长安城里太平人。龙衔火树千灯艳，鸡踏莲花万岁春。帝宫三五戏春台，行雨流风莫妒来。西域灯轮千影合，东华金阙万重开。”宋代，京城元宵灯会要扎高大的彩山，上挂万盏华灯，作为主要的观灯点（见《铁围山丛谈》）。“彩山”俗称“鳌山”，实际上是中国化的灯轮。在宋代，民间小集镇元宵张灯也还要在土地庙前扎小鳌山（见《水浒传》第33回）。从唐宋元宵张灯的灯具形式和民间灯树布置的地点都可以看出，元宵节张灯确是从佛教法会演变而来。
既然元宵节张灯源出佛教，为什么在唐代就产生了佛、道两家互争发明权的纠葛呢？唐代统治者一般都笃信佛教，但也尊崇道教。唐朝皇帝姓李，依托道教祖师老子李耳，神言附会。唐高宗乾封元年（666）更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，道士都“排挤佛法”（《旧唐书·叶法善传》）。因此，有唐一代，佛、道两教斗争甚烈。元宵的佛灯既已为人们所喜好，道家当然不服，此时出现的所谓“三官”所好应以“三元”，恐怕正是道家愉梁换柱之法。为什么道家窃盗之举能蒙混后人？这与佛家法会的时间与“三元”的巧合以及道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。在宋代以前，中元有时也行张灯。在佛教中，七月十五是目连救母之日。据说佛弟子目连尊者见其母堕入饿鬼道，受倒悬之苦，于是在七月十五以百种供物供三宝，得救七世父母。故此日佛家大开盂兰盆会。梁武帝大同四年（538）于国中初设盂兰盆会，以后此法会又时有举行。供佛即需燃灯，因此，中元亦行张灯。这样佛家神变之日，目连救母之日就与道家所说的上元、中元重合，易使人产生错觉。再加之北宋时，宋太宗可能感到光靠菩萨保佑不够，还需广请各路神灵，就在太平兴国六年（981）下敕下元亦放灯三夜，供养天地辰像佛道，为军民祈福（见《僧史略》），在张灯内容中正式掺和了道家的成分。这样更显得道家所说凿凿有据了。也许人世间并叨受不了各种神灵的庇佑，三元俱放灯仅行之一时，很快就只留下元宵正式张灯。但是，以后的元宵灯会也就有了若干道家货色。南宋时，元宵灯会出现了很奇妙的现象，那些修炼得道，骑鹤而去的神仙，再也耐不住海上仙山的寂寥，在尘间道徒的帮助下，元宵之际，纷纷重返人间，流连于佛门灯火。南宋临安元宵节的灯彩上“皆画群仙故事”，而左右则扎起文殊、普贤之像（《梦粱录》卷一），道之神仙与佛之菩萨同时“光临”人间，与民同乐，而人们则在这景象之中，弄不清谁是元宵张灯的发明者了。以后，随着岁月流逝，元宵张灯更与宗教脱离了联系，元宵为何张灯就成了历史的疑团。
元宵张灯，从佛教纪念释迦牟尼神变演变成我国灯节的习俗，这演变过程说明，我国文化是在对外交流中不断发展的。我国文化之所以是世界文化中的巨流，就在于它在发展过程中不让细流、吐纳吸收。灯节的演变，正是这过程中的一朵浪花。（孙永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