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兄

　　王述成

　　大哥犯傻

　　幼时，我每次到畜牧站去，大哥都给我买一个香喷喷的大烧饼。吃着烧饼，心里荡漾着幸福的浪花。可好景不长，仅仅几个月，我就没有了这口福。原因是，大哥不再在畜牧站工作，而是被安排“包”农村了。说是“包”农村，其实就是被放回了农村。

　　我懂事后，曾经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从畜牧站回到了农村？”还常常数落他没有出息。但不管我咋说，他都若无其事，只是淡淡一笑，算是回答我。过了很久，我才弄清真相。

　　大哥16岁那年，经过严格考核，被安排进畜牧站，作药剂员兼炊事员。畜牧站建在一个刀背梁上，天晴一把刀，下雨一包糟。最为恼火的是，一年大多数时候没有水吃。他白天要守在药房抓药、煮饭，晚上从两里外的河下，一挑一挑把第二天全站职工的吃水用水挑满……

　　后来，文化大革命爆发，在红卫兵组织的授意下，他歪歪扭扭刷了全站第一张大字报：“xx站长是大草包，请滚出畜牧站!”写好，贴在站长的大门上。站长从乡下回来见到后，一声不吭，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回事。正当大哥忘乎所以的时候，忽然暴风雨来了。站长突然决定盘点药房。两三个人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，查来查去，没有查出什么名堂。站长背着手，在屋里来回不停地踱着步，东瞅瞅西望望，望不出个所以然，忽然他埋头匍匐在地上，把头伸进床底下一看，竟有四个大土巴碗！

　　“他把这碗藏在床底下干什么？莫不是家庭生活困难，趁每次单位加餐后，给家里偷了伙食上的饭菜？”站长这样想着。“对！一定是这样！就用的这碗装的！”他把这个推测讲给了清账组。清账组的算盘子儿一拨，噼里啪啦出几百元的“偷吃”费用。

　　接下来，便召开职工会，宣布了这个结论。

　　大哥苦苦解释，那碗是在隔壁食品站借的，用了临时放在床下，便于下次再用，根本没有偷过站上的东西。苦苦哀求一个晚上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都无济于事，最终还是卷起被盖走人。

　　自此，他发誓，要把掌握的看畜问病本领，义务地为乡亲服务。于是，乡间的小路上，总有一个年轻兽医忙碌的身影，他因此得到了乡亲的赞许。

　　后来，大哥难以承担家庭负荷，几次外出到山西、陕西、新疆等地务工，挖过煤、种过地、炼过铁，艰辛地奔波着。我还在区、乡工作的时候，每年他从外面打工回来，都要带着儿女去看望我，但每次都来去匆匆，生怕耽误了自己的生计。而当我住进县城，在我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里，他毅然从外省赶回来，白天到大街上去当“背二哥”，晚上便陪我聊天，度过漫漫长夜……

　　如今，大哥儿女都成家了，也是六十多的人了，完全可以享享清福。但他却始终放不下当初的誓言，又背着药箱，腰里挂个录音播放器，把流行歌曲放得震山响，踩着幸福的节拍，走村串户，为乡亲义务看畜问病。

　　哥哥送我小木箱

　　那年麦收季节，我被招聘为乡干部。临行前，二哥搬来一口小木箱对我说，那是他搞社教时，当地群众用杂木板拼凑钉好送给他的，现在把它转送给我。

　　我仔细一看，小木箱上面刻有“拒腐朽，永不沾”几个字呢!

　　刚参工那时，乡上穷，没有给我分配办公桌，自己收入低，无钱购买家具，便把小木箱放在屋子一侧，一分为三，各派用场：一截装碗筷，一截装少得可怜的衣物，一截装书报刊物笔记本……一口小小的杂木箱，就把我这个小小穷干部物质的、精神的“两大文明”全部包揽了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我被调到区委做秘书，环境发生了变化，院内绿树成荫，异花纷呈；办公楼是青砖黑瓦，木楼则坚实幽深，庄严肃穆；办公室里，办公桌、文件柜样样齐全……条件改变了，什么都有了，小木箱还派什么用场呢？左思右想，觉得应该把最有价值的东西——党章、奖状、奖品、文艺作品等等，放在里面，为的是能与它永结同心，长期亲近，共同分享劳动成果。

　　一晃三十年过去了，我从区、乡到县城，再从县城到区、乡，又从区、乡回县城，环境愈来愈好，条件越来越优越，但小木箱却总是那样够朋友，我走到哪里，它跟随到哪里，把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发展、风土人情……统统容纳进去，供我信手拈来掌握使用。

　　几十年来，我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，随着政策的调整，工龄的增长，待遇在不断提高，工作经验也逐渐丰富，生活越来越幸福。但愈是这样，我却愈是看重这口不太值钱的小木箱，时时记着小木箱上刻着的那六个字。从而更加明白了二哥当初送我小木箱的良苦用心，他送的不仅仅是口小木箱，更重要的是对弟弟的无限希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