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主任郑新俭29日表示，性犯罪重犯率比较高，有必要推行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、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公开制度。（5月30日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　　近年来，侵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居高不下，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担忧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17年1月至今年4月，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.42万人，起诉6.03万人。而且，在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，强奸、猥亵儿童、强制猥亵、组织卖淫等性侵害案件比例较大，不少地方达60%多。

　　为有效震慑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分子，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，浙江慈溪市、上海市闵行区、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、北京市海淀区等地司法部门，正在探索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分子个人信息，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分子实行从业限制的机制。这样的做法虽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争议，但从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尤其是避免儿童遭到成年人性侵，这样的处罚机制显然很有必要，在全国实施宜早不宜迟。

　　司法实践早已经证明，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存在明显的重犯率高、熟人作案比例大的特点。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市闵行区委书记朱芝松说过，上海基层两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，性侵未成年人的重犯率达到40%以上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等人的研究成果显示，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分子大多属于病态，往往难以自控，如恋童癖等。如果对他们疏于监控，他们只要逮到机会，很容易再次犯罪，成为性侵惯犯。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史卫忠表示，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，尤其是性侵案件中，熟人作案的比例高于陌生人，有些地方甚至有70%到80%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是邻居、亲戚、朋友、师生等关系。

　　既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存在这些特点，那么，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分子信息，对他们实行从业限制。这无疑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们对他们的防范意识，也能避免他们与未成年人有过多的接触机会，显然有利于降低未成年人遭到性侵的几率与可能性，保护未成年人可以在安全环境下成长。

　　再者，当性侵未成年人、儿童犯罪分子的权益保护，与未成年人、儿童合法权益保护之间发生一定冲突时，必须一方作为权利让渡和牺牲时，理所应当的是有性侵未成年人、儿童犯罪前科的人，而不是未成年人、儿童。这与发生灾难时，让孩子先走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
　　从国际经验来看，美国已经出台了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分子信息的“梅根法案”，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已经采取了这种制度。换言之，在法律层面，不存在障碍。

　　当然，不管是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分子信息，还是对他们实行从业限制，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之下。一方面，立法要先行，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“梅根法案”，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分子进行“示众”提供法律依据。另一方面，在多大范围内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分子的信息，对他们从业限制多长时间，都必须由法院根据犯罪情节轻重判决决定，不宜简单的“一刀切”。（张立美）